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李力怒發“罪己詔”，其掀起的輿論風波還在持續發酵。
根據公開信息，李力出生于1964年，研究方向為先秦秦漢法制史和簡牘學，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2018年，他被聘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首位“南湖學者”特聘教授，并在該校任二級教授。
2021到2024年間，李力共發表16篇近40萬字的論文，其中有3篇C刊論文（包括兩篇視同C刊的報紙論文），其聘請考核成果被判定為“不合格”。
李力在微信群中發言圖源網絡
這一原本尋常的考核，因李力憤而退群并在社交媒體持續發聲，而引起了廣泛關注。在那張廣為流傳的截圖里，“發表太難了”“學校要求10%不合格”等表述，引起了許多高校教職人員的共鳴。一時間，關于“論文考核焦慮”“末位淘汰”“非升即走”的討論大量涌入評論區。
針對公眾質疑，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于3月12日下午發布官方回應，稱不存在所謂的“10%末位淘汰”制度，此次考核結果不會導致“非升即走”或“解聘”，只會在薪酬上略有降低。“不合格”的原因在于，根據學校試行的教師崗位管理實施辦法和《人才引進協議》，李力聘期內發表的論文數量和級別明顯低于考核要求，未完成所應履行的崗位職責。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3月12日發布公告
與此同時，李力則聲稱自己直到考核前才看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師崗位職責》這個文件，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來的時候，就講了“三不”原則，第一不申報任何課題、第二不報任何獎項、第三不去主動投稿，“因為我過了50歲了，我不想去擠占珍貴的版面，我也不想去求別人發。”
這連續劇般的劇情引發了網友的持續熱議。
支持、同情李力的人認為，以李力的身份和資歷想多發幾篇C刊論文并不難，他這幾年的論文產出恰恰證明他既沒有“灌水”，也沒有侵占學生的成果——“如果每個功成名就的教授都搶著發C刊論文，資歷較淺的研究者們豈不是更沒有機會了？”
還有自稱是該校學生的人現身說法，稱李力講課“干貨很多”“講得跟破案似的，課件里全是自己整理的一手資料”，認為他的治學態度并非“躺平”，“要是連二級教授都扛不住考核壓力，那些剛入職的‘青椒’老師還敢潛心做基礎研究嗎？”
還有不少人的觀點非常樸素：都到60歲這個年紀了，還非得那么“卷”嗎？
但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像李力這樣的“南湖學者”特聘教授、二級教授，享受著學校提供的優厚待遇，學術產出卻這么少，這讓眾多勤勤懇懇拼事業的“青椒”情何以堪？
更有人從校方角度出發，認為學校也面臨著諸如“雙一流”評選、財務問題等種種壓力，而花大力氣、下大成本引進的人才，完不成指標，作不出貢獻，當然說不過去。
看起來，這場爭議早已超出了就事論事的范疇，正在演變成一場高教群體的吐槽狂歡。那些看起來針鋒相對的觀點，不僅僅反映了人們對李力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本身的看法，更是不同立場、不同身份者的情感認同和情緒投射。
“站教授”的一方，激烈地表達著對量化考核壓力的抵觸、對看不到盡頭的內卷之路的惶恐，以及對某些“學閥”占據大量論文發表資源的憤怒；“站學校”的一方，則更多強調高校發展不進則退的嚴峻壓力，以及對這種壓力下高校某些“不近人情之舉”的同情和理解。
這看似是高校和學者之間的撕裂，但本質上是激烈的學術競爭、層層傳導的巨大壓力下，高校和學者雙方同時產生的應激狀態。
這不禁讓人想起很多學者所懷念的西南聯大。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以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為代表的領導層帶領全校師生，勠力同心，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自由思考、精進學問，創造了令人驚嘆的精神文化財富。
與那個“安放不下一張書桌”的時代相比，如今我們的學術條件和學術資源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客觀來講，現在各個層面上的“定量化”“高標準”“嚴要求”，恰恰是我國學術體系更加成熟規范的表現。但我們也希望看到，制度建設在追求嚴謹完善的同時，也能留有一些余地；在嚴格規范高校的辦學工作、激勵學者多出成果的同時，也可以留出一些空間，讓他們不用那么急、那么怕，有機會去追求一些無法量化但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我們期待，每場爭議都能成為一個契機，促使高校的考核評價機制向更為科學、合理、人性化的方向進步，也提醒學者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術初心和職業狀態；高校和學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為營造更好的學術生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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