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鏤雕香囊。北京大學出版社供圖
明清時期，由蘇式、蘇工、蘇服、蘇器、蘇食等組成的“蘇作”，代表了當時全國最高的工藝水準和最流行的消費時尚。如張瀚《松窗夢語》說：“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于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于器。”它們不僅為市井百姓所追捧，也成為帝王之家的首選。
《故宮里的江南――清代宮廷珍玩與蘇作》一書，集中呈現了古代蘇州制造與紫禁城日常生活的密切聯系。其中，蘇州向紫禁城輸送的大批杰出的玉匠，還有他們設計制作、精美絕倫的玉器，是這部“雙城記”中最富魅力的篇章。
遠承良渚，溫潤有方
說到清代的蘇州，很多人會首先想到徐揚的《姑蘇繁華圖》，織造、雕刻、制陶等手工業作坊，是這幅畫的重要表現內容。其中一定有不少制作玉器的匠人和鋪子，這與蘇州作為當時玉器制造中心的地位密切相關。
蘇州玉作，歷史悠久，傳承有序，工藝精良，這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
從文明基因和傳承上，蘇州玉作遠承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良渚時代的玉器制作，已涵蓋切割、打磨、雕刻等工藝，工匠們還掌握了陰刻、淺浮雕等技法。明清時代的蘇州玉器制作，借鑒了良渚時期的工藝、形制、紋飾等，并有自己的技法創新。
在文化和精神性格上，蘇州在玉作方面的獨特稟賦和才能，得益于江南地區稻作文明的涵養。與北方靠天吃飯的旱作農業不同，稻作農業的生產環節更加復雜、細碎，在選種、育苗、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等方面都需要精耕細作，久之培養出注重細節、耐得瑣碎和持之以恒的文化性格，從業者特別適合從事刺繡、玉雕、木雕等手工藝生產。
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的角度看，玉作的形成與蘇州的繁榮密不可分。玉在中華文化中十分特殊，具有權力、財富、人格、生活品味、審美情趣等象征意義。同時，無論是良玉的開采，還是美器的加工制作，都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支撐。明清時期的蘇州，是江南乃至全國的經濟、商業、文化中心，也是文人雅士、手工業者、商人的聚集地，從工藝技術、美學標準、市場銷售等方面，為“蘇作”的形成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全要素的保障。
以大運河為紐帶，從民間走向宮廷
如同瓷器、木雕等，玉器也有“民間”和“宮廷”之分。蘇州玉作很早就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風格特色，但直到進入紫禁城前，還處在“楊家有女初長成”的階段。
明清以來，以京杭大運河為紐帶，以頭腦靈活、手藝精湛的玉匠和他們設計、制作的精美玉器為中介，在相隔千里的蘇州和北京之間，終于搭建起一條“水上玉器之路”，實現了蘇州玉作從“民間”向“宮廷”的飛躍。
此后，借助帝王也可以說是整個國家的財力智力支持，從選料、設計到制作，蘇州工匠徹底擺脫了物質條件的約束，可以不計成本、以最高標準來實現藝術家的夢想。舉一個例子，蘇州人、宮廷設計師姚宗仁，在乾隆六年（1741年）設計了青玉鳧紙樣，但直到6年后，才在蘇州雕琢而成，這是普通工匠想都不敢想的。
乾隆御題白玉赤壁圖山子。北京大學出版社供圖
在蘇州玉器發展史上，明代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一般說來，明代玉器注重實用性，總體特點是“稚拙有余而精細不足”，因此也被戲稱為“粗大明”。明代蘇州的玉作，最初也深受其影響。但隨著工匠改進了鏤雕、浮雕等技法，一種以簡潔、典雅、線條流暢、造型和諧為主調，帶有鮮明江南文化和美學精神的蘇作特色和風格逐漸形成，日益完善。如故宮藏的青玉鏤雕枝葉葵花杯、“子剛”款青玉合巹杯等，就完美體現了蘇州工匠在鏤雕技法上的創新；故宮藏的青玉乳丁紋圭，則是浮雕技法創新的代表。
明代蘇州玉作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有“玉雕圣手”之稱的陸子岡。他是當時蘇州府下轄的太倉州人，自幼在蘇州學藝，后開辦玉器作坊，創造了聞名于世的“子岡牌”。他的玉雕以刀法細膩、構思巧妙著稱，同時還將印章、書法、繪畫等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形成了以“空飄細”為特點的獨特藝術風格。他也被后世弟子奉為琢玉業的祖師爺。
到了清代，蘇州玉作進入黃金時代，既有宮廷藝術的華麗繁復，又有文人藝術的清雅含蓄，包容了中華美學“錯彩鏤金”和“出水芙蓉”的兩大理想追求。如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白玉仿古銅紋出戟方觚，玉質溫潤，設計巧妙，技法精湛，形制端莊，紋飾精美，特別是在雕刻獸面紋和云雷紋時，體現了蘇州玉匠“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審美追求和高超技藝，成為明清仿古玉器的杰出代表。
乾隆一朝，蘇州玉匠為宮廷制作了玉山子、玉壺、玉瓶等玉器，其中不少都進貢給了皇帝本人。它們既滿足了皇家的審美與日常生活需求，也推動蘇州玉作走上了工藝技術和美學的巔峰。
出身于蘇州專諸巷玉工世家的姚宗仁，雍正七年（1729年）由年希堯選送至清宮造辦處，從事皇家用玉的設計與制作，時間長達24年，對清代宮廷玉器的設計風格、工藝技術、審美標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繼承了祖、父兩代的琢玉技藝，能熟練運用各種雕刻技法。由他本人設計、制作的洪字七號璧、荒字八號白玉斧佩等，可以說代表了清代宮廷制玉的最高水準。
又如由蘇州織造選送入京的朱彩，是乾隆朝宮廷造辦處的刻字玉工。他工藝高超，特別是悟性很高，在刻字時能準確呈現皇帝的旨意，備受賞識。收錄于《乾隆寶藪》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玉璽，是朱彩刻字技藝的杰出代表。他還創造了兩個“第一”：一是在為青玉《御制九符》冊刻詩時，乾隆特許他在末頁刻下“小臣朱彩奉敕恭鐫”的款識，這是目前在清代宮廷玉器中唯一留有匠人姓名的玉作；二是據清代皇宮玉器制作活計記錄，他也是在該檔案材料中名字出現最多的蘇州玉工。
帝王與工匠的相互需要，將玉器制作推向高峰
表面上花團錦簇、錦衣玉食的宮廷，內里卻是機關重重、步步驚心。在這種極端緊張、壓抑、焦慮，乃至朝不保夕的環境和生活中，玉石的溫潤柔和，玉器象征的純潔、堅貞、和平、吉祥等，是治愈人們內心焦慮創傷、暫時忘卻現實矛盾與紛爭的一劑良藥。
數百年來，在紫禁城和蘇州，在帝王和蘇州工匠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需要的良性循環。一方面，處在政治斗爭漩渦中心的帝王，需要從精美的蘇州玉器中獲得心理補償和審美慰藉，因此不計成本地為后者施展才華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蘇州工匠則借助最高統治者提供的物質生活優渥、文化條件完善的舞臺，創造出巧奪天工的各種精美玉器，成為照進紫禁城的光亮，同時把中國玉器制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形式方面，蘇州玉匠的鏤雕、浮雕、陰刻等技法，如陸子岡對玉牌邊緣的處理、面上紋飾的雕刻，如姚宗仁在設計制作中對線條臻于爐火純青的處理和運用，如朱彩的兼刻繁復細密的錦地紋、雷紋等，均作為玉雕工藝的典范，并被后世工匠奉為圭臬。
在藝術風格方面，明清時期的蘇州玉作是中國玉文化、玉器藝術的瑰寶，特別是帶有江南特色、簡潔典雅的玉作美學，突出了玉器的自然之美和工藝之精，極大影響了后世玉器的制作和鑒賞。
最后要說的是，這里講的蘇州玉作，只是蘇州與紫禁城聯系的紐帶之一。在本書中，還講到其他很多方面，如帝王南巡的足跡、北京城仿建江南景物與園林等，對于我們更好地了解歷史、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開卷有益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中國大運河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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