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閆碩 北京報道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公眾健康意識的提高，DTP藥房作為一種以患者為中心的醫藥零售新模式正快速發展。
根據中康科技監測數據，2019-2024年創新藥銷售數據中，零售藥店（DTP）渠道保持雙位數增長，遠高于等級醫院渠道。以2024年為例，全年等級醫院整體銷售額為2902億元，同比增長2.6%；零售藥店（DTP）整體銷售額為872億元，同比增長16.3%。
中國醫藥教育協會醫療裝備發展促進工作委員會委員劉檢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DTP藥房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于未進院銷售的創新藥，可以通過DTP藥房先行銷售；二是為患者提供長期用藥指導及藥事服務。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執業藥師資格認證中心朱文靜等學者曾發文指出，DTP藥房作為我國衛生醫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解決了特殊疾病患者的用藥可及性問題，提高特殊藥品的保障供應水平，尤其是在“雙通道”政策框架下，DTP藥房將承接更有價值的患者服務功能。
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DTP藥房總體達到7132家。然而，業內不少觀點認為，作為一種新業態，?DTP藥房仍未構建良性的發展機制。
“目前全國超7000家的?DTP藥房，但真正符合標準的其實并不多，大多數都還屬于‘院邊店’的概念。與此同時，院邊店又為醫生指定患者購買高價藥提供便利，天然就存在商業賄賂的可能，且已演變為默認的行業潛規則。這并不利于?DTP藥房的健康發展。”劉檢說。
公開信息顯示，DTP藥房的雛形在我國最早出現于2002年，全球第一個靶向藥物進入國內，藥企直接與藥店展開合作。2016年之后，隨著我國醫改的深入推進，DTP藥房加速發展。
目前，DTP藥房主要銷售抗腫瘤藥、罕見病藥、重大慢性病藥物等在內的新特藥、高值藥、處方藥，以及冷鏈藥品等需要特殊存儲的處方藥。
DTP藥房在整個行業存在的需求和價值巨大。當前，我國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又面臨很多低端仿制藥。因此，需要更多符合藥物經濟學評價的高性價比藥物，尤其是創新藥為患者帶來獲益。?
劉檢認為，DTP藥房通過處方外流、直達配送和醫保雙通道結算，實現了醫院、患者與醫保的高效協同。DTP藥房需要提供的服務包括患者的用藥指導、用藥管理，以及用藥預后的追蹤等。患者持處方購藥僅是DTP服務的起點，后續用藥管理才是核心。
也因此，成為DTP藥房需要一定的要求。事實上，不少優秀的DTP藥房很可能會成為當地的雙通道藥房，近日哈爾濱市的新政策就將DTP資質作為“雙通道”遴選的條件之一。而按照現在的政策，雙通道藥房需要配備兩名執業藥師，對患者進行長期的用藥指導和管理。
執業藥師在普通零售藥店積累的專業技能并不能滿足DTP藥房專業藥學服務的要求，朱文靜表示，DTP藥房不只要求執業藥師開展特藥處方審核和合理用藥指導等常規執業活動，更是要針對每個患者進行個體化全周期的用藥監護和藥物治療管理。
劉檢強調，需要指出的是，當前藥店通過藥師掛證來逃避監管的現象并不鮮見，甚至連一名執業藥師都存在掛證的情況下，要讓藥店按標準配備兩名執業藥師，并向患者提供專業的服務有些困難。
目前，社會各界對DTP藥房存在諸多誤解。劉檢表示，公眾對DTP藥房的認知就是很簡單的院邊店。而從商家的角度看，DTP藥房就是高價藥房。他們更關注的是每一個產品通過高價差帶來的高毛利，而不是通過服務提升利潤。這還是OTC藥房的差價的認知觀念，即沒有服務，只有價差。
當業內普遍將這種賣高價藥的藥房稱為DTP藥房，而沒有真正考慮其應有的服務標準時，便會影響DTP藥房的信譽度。醫生、患者對它的信任將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DTP藥房也存在商業賄賂行為。近日有媒體報道了“雙處方”的腐敗行為，“就像報道的那樣，大量的DTP藥房實際上并沒有得到醫生的真實處方，可能就是醫生簡單的口頭推薦，膽大一些的醫生可能會開具一些處方。也有些企業會印刷專屬處方，甚至是開發小程序等線上封閉的處方平臺。醫生在這種‘雙處方’中拿回扣。”劉檢表示。
他認為，當我們把有價值但是高價的、非醫保藥物都排除在臨床之外，患者有正常需求時，醫生便有機會讓患者在院外購藥。而醫生基于個人灰色收入的需求，便會利用其處方權產生這些腐敗行為，很難真正杜絕。
DTP藥房是一種舶來品，如果在概念上產生誤解，并按照藥房自身的想象去發展，便會走向曲折的發展道路。
“DTP藥房在國外發展得已經很成熟，我們沒必要再去用社會成本去試錯。現在是市場上自然產生的引入需求，但是完全是從商業化的角度考慮的，沒有考慮到國外DTP藥房實際上有著很重要的公眾用藥的科普與指導的社會公益屬性。”劉檢說。
這種“重銷售、輕服務”的模式，使得藥房更傾向于通過高價藥和灰色交易獲利，而非通過專業服務贏得患者信任。
2023年，上海藥品審評核查中心牽頭發布了《藥品DTP模式服務質量體系建設導則》團體標準，明確了零售藥店藥品DTP模式服務質量體系建設要求，通過DTP藥店銷售、配送、交付DTP藥品并提供專業化和個性化的藥學服務，保證患者用藥的質量安全，引導行業規范發展。
在劉檢看來，符合標準的DTP藥房可顯著降低商業賄賂動機。一個良性的發展邏輯是：DTP藥房獲得大量的醫生處方，是基于其藥師管理服務能力，而非存在的高價藥。而醫生愿意對這種高價藥開真實處方，是基于對藥房專業度的信任和認同。
“從實際走訪的結果看，DTP藥房目前仍處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狀態，亟需政策和公眾的支持。但目前政策上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甚至很多地方根本沒有DTP藥房的意識，仍然只是依據執業藥師、經營面積等簡單的標準來設置DTP藥房以及雙通道藥店。”劉檢表示。
相關部門需要將DTP藥房的定義、所提供的服務，向醫生、患者以及公眾宣傳。同時不應該放任藥店自己稱為DTP藥房，而是要嚴格進行備案或認證。“與其看著DTP藥房野蠻生長，或者等其出了事再去嚴打，不如從現在就開始引導，在政策上給予傾斜和支持，推動其健康發展。”劉檢說。
需要注意的是，當社會上出現大量的專賣高價藥物的藥店，靠商業賄賂運轉的時候，必然對另外一些售賣高價藥物，但提供了專業服務的藥店產生影響。如果一起打擊，便會影響DTP藥房的發展。
另一方面，藥企在與DTP藥房合作時，也要規避商業賄賂風險。
劉檢認為，藥企既然要找DTP藥房，便意味著其藥物一定需要提供藥師指導，需要全鏈條的管理，所以藥房首先要有執業藥師，同時藥師要具備能提供聯合用藥和使用禁忌的專業知識。
其次，DTP藥房的經營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環是能主動提供長期的藥師指導、藥事管理、藥事服務。如果沒有，藥房仍然是以店面促銷、銷售話術來推動產品銷售，那就不能合作。因為這是純粹的OTC藥店打法，只適合常規用藥。
“另外，DTP藥房本身就有廠家培訓和長期指導的需求，如果這家藥房不需要做任何培訓，而只是一味地想讓企業讓渡更多的差價空間，那絕不是我們說的DTP藥房。最重要的是，如果這家藥店本身就是靠著商業賄賂在賣藥，也不能合作。”劉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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