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科學報》記者孫滔
“我在西浦有塊地。”這是陳正的口頭禪。
西浦，是他任教的西交利物浦大學的簡稱，位于蘇州工業(yè)園區(qū)。談到這塊校園內的地，他是帶著自豪的，或許還有些許傲嬌。是的，國內大概沒有幾個環(huán)境學研究者在辦公樓旁邊有自己的小田地。
這位西浦副教授是研究土壤的。那塊地其實是他們的戶外教學與科研基地，就在學校新興科學樓的旁邊，緊挨著一條流經(jīng)學校西側的無名河流。那里本來的規(guī)劃是綠化用地，陳正特意申請用來做試驗。在這塊不超過1000平方米的小小田地，有野蠻生長的雜草和灌木叢，也有多個分隔式的小小稻田和迷你池塘，到了夏天會收獲各種瓜果。據(jù)說這里時有黃鼠狼和刺猬出沒，他的一個同事在那里架了一臺照相機，日夜不休地對著灌木叢，準備捕捉黃鼠狼的身影。
這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歲月靜好。他的科研和教學狀態(tài)讓不少人艷羨，畢竟很多人在各種“卷”中尋求捷徑，去混圈子，去拿“帽子”，去找大佬做靠山。就在今年年初，《中國科學報》以《一位大學副教授的年終總結：不想被卷，不想躺平》為題對陳正作了報道。報道發(fā)出后，有朋友還專門找到他想加他微信，并感慨說“原來還可以這么去做科研”。
只有足夠自信的人，才能做到不被卷也不躺平。那么，這樣的副教授是怎樣“煉成”的，他又要尋求什么職業(yè)路徑呢？
陳正
自信的來源
陳正身上的一個標簽是北大畢業(yè)生。
陳正生于1981年，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父母都是江西贛州一家國有食堂的廚師。父親曾經(jīng)告訴他，當年就是因為吃不飽飯，自己才選擇做廚子，因為廚子能吃飽飯，“你要是上不了大學，就跟著父母做廚子就好了”。
1998年，17歲的陳正考上了北大。這個結果毫無疑問讓父母大喜過望，也正是這種遠超父母預期的結果給他帶來了自信。
他說，北大給予他的是一種自由。他不會再糾結于某些排名，也不會因為某些外部評價去做無謂的改變。直到今天，對于一些所謂大咖也不會有仰視的態(tài)度，“哈佛教授來了也是一樣的，該怎么聊就怎么聊”。
他也從自己養(yǎng)娃的經(jīng)歷中得到了一些啟發(fā)：天性更重要。教育的作用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考上北大只是讓自己不會再覺得比別人差。高考并不能篩選出有雄心、有想法的人，只是檢驗了學習能力而已。
陳正對排名一直抱有警惕心理。就在他從事的土壤研究領域，做得最好的課題組不在哈佛，也不在牛津，而是一所名氣不甚大的學校。
至于為何大學選擇了化學，這跟父母的職業(yè)有關。“中學的時候喜歡玩各種化學實驗，好像隨便學學就會了。做廚師的話不也就是把東西混在一起，然后換著花樣發(fā)生美拉德反應嘛。”美拉德反應是“負責”美食顏色和口味的，陳正對這樣的名詞信手拈來。
他到了大學才覺得化學太單調。他不想成天待在充滿各種氣味的化學實驗室里，想要到野外去，想去環(huán)境優(yōu)美的地方，于是就去讀了中國科學院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中心的碩士。沒想到的是，研究土壤中的砷還是要去重污染的場地。
碩士畢業(yè)之際，他讀博的意愿其實并不強烈。不過他的碩導、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永官給他介紹了一個去日本北海道大學讀農(nóng)業(yè)化學博士的機會。沖著北海道的風景，他選擇繼續(xù)自己的學術之路。
在日本，博導信農(nóng)雖然有一些嚴厲，但實驗室不用打卡，課題壓力也不太大，“一個博士生一個項目，你跟著項目做就好了”。
讀碩時的陳正
4個月的“彎路”
博士畢業(yè)后，他在上海做了半年博士后，然后退站回到了北京，去《科學新聞》雜志做了4個月記者。
之所以選擇做記者，一方面是因為做博士后研究的時候，覺得有點悶，他想去玩一玩別的東西；另一方面，大學的時候在一家公關公司做過類似于記者的工作。更早的時候，他給兩家媒體撰寫過幾篇科普文章，很快就發(fā)表了。
跟媒體的接觸，讓他有了做記者的底氣。于是，他給《科學新聞》雜志和另外一家科普雜志投去了簡歷。
記者這份工作有很多新奇之處。面對受訪者，陳正剛開始不敢去問，也不知道該怎么開口，到后來，他會拿著名片到處搭訕。既能和科學家對話，也可以跟公眾溝通，這份工作滿足了他很多好奇心。
做科研追求的是創(chuàng)新點，而新聞則追求獨家的新聞點。這也讓他一開始覺得很合拍。
然而，他還是低估了記者的工作強度。新聞媒體特別強調deadline（截止日期），需要大量的采訪，一個稿子完成就會立即開展下一個題目，“寫得太多了”。身為經(jīng)過專業(yè)訓練的博士，他更喜歡潛下心來，把一個題目調研清楚再開始動筆，完成初稿后更是精雕細琢，但新聞時效性不允許他這么琢磨。
他的寫作風格也要改變。他更喜歡寫活潑一點的題目，而新聞媒體的選題大都比較嚴肅。他說，更喜歡寫一些能牽動讀者心情的東西，“你要引出他的一種情緒，不管是破口大罵還是開口大笑”。
作為一個科學記者，隨著采訪的科學家越來越多，他的新聞熱情消退了，對科研的激情卻開始回歸了。
談及這點，他印象深刻的是對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關亞風的采訪。他是在機場攔下關亞風做的采訪，后者對科研的激情深深感染了陳正。
關亞風曾研制出小型特種氣相色譜儀，開發(fā)加壓溶劑萃取技術，打破了多項國外類似產(chǎn)品和技術的壟斷。這也正是陳正熟悉的化學領域。
不過陳正覺得，關亞風所代表的上一輩科學家是為了追趕國際前沿，到了自己這一代有新的使命——就像人工智能與碳中和領域。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這也讓他有了使命感。
還有一個考慮是，如果離開科研界太久了，長時間沒有接觸實驗，再回去就難了。
衡量再三，他覺得還是回去做科研。那樣將來還可以腳踏兩只船，做科研的同時可以去做一些科普工作，而做科普的同時去做科研則是不現(xiàn)實的。
他也實現(xiàn)了當初的設想。2024年，他和包括朱永官在內的幾位業(yè)內人士合作出版了科普著作《鮮活的土壤》。
他所有的決定都是嘗試之后作出的。試過錯，方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發(fā)展空間。陳正說，在化學系他不算是出色的，但他發(fā)現(xiàn)，“在環(huán)境領域，我的化學是強項”。
地里的瓜熟了
西浦“開荒”
陳正跟西浦有著一種天然的緣分和合拍。在西浦，學校提倡學生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要去追求排名。
去西浦之前，陳正在中國科學院生態(tài)環(huán)境科學研究中心土壤環(huán)境系做了5年的助理研究員，就在碩導朱永官的課題組。
在這個大的課題組有利有弊。他免去了申請項目的煩惱，但也失去了完全獨立的機會。
好在朱永官給了他自由發(fā)揮的空間。他想要開拓土壤生物電化學的研究方向，那是一個可以提供更快實驗反饋的生態(tài)學領域。但因為缺少幫手，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干，所以進展非常慢。就這樣，他在“不停地挖坑、不停地踩坑、不停地填坑”中度過了5年。后來他發(fā)現(xiàn)，當年他沉迷的土壤生物電化學總是找不到太好的應用前景，“電流太小了”。
當時土壤生物電化學方向太超前了，“全世界也沒有幾個人做”，因此很難找到博士后職位。陳正終于想明白，是時候去獨立做PI了。
當時的西浦是一張白紙，他所在的健康與環(huán)境科學系（最初是環(huán)境科學系，后與公共衛(wèi)生系合并）更是在2011年才開始招生。陳正入職的時候，他們現(xiàn)在的新興科學樓尚未開始建設。
于是，陳正就成為了該系的拓荒者之一。他說，“剛開始，我們除了排滿的教學和管理任務，科研上啥都沒有——沒有傳統(tǒng)高校里的大佬、平臺、團隊，甚至口碑，但也沒有繁多的條條框框。”
學校特殊的制度為他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實驗室是學校基建組和教師共同設計的，儀器也是學校和地方支持的，這為陳正省去了大量的經(jīng)費花銷。要知道，在很多高校，引進人才的配套資金看似不少，但遠不能滿足實驗室建設需求，加上房租、水電和儀器維護的費用，就更是捉襟見肘。
這也是陳正很少為申請項目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更何況他這些年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就有3個。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西浦的科研導向并非單純地“卷”科研產(chǎn)出，而是更加偏向教學——以研究問題的方式從事教學。因此，西浦的同事們并沒有一味爭著發(fā)文章和拿“帽子”，而是更多地去討論科學問題和科學方法。
同事們年紀都不大，但做的方向五花八門。一次同事聚會時，大家談到，如果有一天財務自由了會去做什么——結果發(fā)現(xiàn)，很多同事選擇繼續(xù)留在西浦。
西浦延續(xù)了很多西方高校的傳統(tǒng)，沒有要求博士生必須發(fā)表SCI論文，只是要求他們的博士論文“有兩到三個章節(jié)的工作能發(fā)表，但不一定發(fā)表”。
不過，拓荒也就意味著要蹚路。比如，從教案到實驗室規(guī)章，他花了很多心血在文案工作上。還有課業(yè)考試。布置考試的時候，他才發(fā)現(xiàn)工作量巨大，弄得自己特別累。
陳正說，“當時要是有DeepSeek或ChatGPT就好了。”
他所教的儀器分析課，最初的教法是一臺一臺儀器去講，到后來他就要求每個學生自己挑一種儀器掌握其使用方法和發(fā)展歷史即可。
至于帶學生，他發(fā)現(xiàn)，有的學生即使想法不多，但能把每個任務都做得很好；有的人野心特別大，卻一事無成，對這樣的學生就需要進行一些約束。他很滿意最初的兩個博士生，“他們既有自己的想法，規(guī)定動作也做得挺好的”。
他會告訴那些三年制的博士生，“第一年照葫蘆畫瓢按照導師要求做就行了，等知道了研究流程是什么樣，第二年就需要自己去找課題，到第三年就要思考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
在新興科學樓的地下室，陳正還有一個實驗空間。他的生物圈模型實驗正在一排排掛滿各種線路的試管中24小時不停歇地進行著。
正在挖地的陳正
“松鼠夢”
為什么要研究土壤？陳正思考的是碳中和的問題。
他認為，最理想的碳中和途徑，就是讓碳回到土壤中去。“最好的土是黑土，有機質含量高，肥力也足”——若能把中國的土都變成黑土，既能解決碳中和的問題，也能保障糧食安全。他癡迷于用成本更小的方式去實現(xiàn)這種設想。
今年2月，聽說蘇州古城的秦代考古有了新發(fā)現(xiàn)，他特別感興趣，想要去找考古人士聊一聊，看看從秦代文物中能不能得到古代土壤的信息。
身為農(nóng)工黨黨員，讓他有了更大的設想。
他們所在的支部隸屬于農(nóng)工黨蘇州工業(yè)園區(qū)基層委。領導讓大家去寫提案，他就在琢磨蘇州的未來發(fā)展。
對于蘇州而言，現(xiàn)在天也藍了，樹也綠了，PM2.5、PM10也少了很多，但他想告訴大家一個更好的未來是什么樣子的。
他設想，走在上班的路上，一只松鼠從你身旁掠過。顯然，那會是一種驚喜，人們會跟同事、家人和朋友分享這份喜悅。
進一步延伸，他想把松鼠稱作祥瑞種。也就是說，只要這個城市里出現(xiàn)了松鼠，就像天鵝來到太湖一樣，它就是祥瑞。當一只只膽小可愛的松鼠出現(xiàn)在城市里，足見這座城市的靜謐且生態(tài)豐富。
祥瑞比論文更重要，他打算去“售賣”這個概念。松鼠，在他的生態(tài)學詞典里就是一個旗艦種，那是保護生物學中的一個概念。這樣的物種能夠吸引公眾關注，并不是完全基于生態(tài)學意義上的重要性。
其實他最初想得更簡單。比如以青蛙作為祥瑞種，那樣的話在學校后面挖個池塘就可以實現(xiàn)。但有人覺得青蛙太吵，隱沒在水里和草叢中的青蛙也不是人們常常能看到的，人們經(jīng)常看到的反倒是癩蛤蟆。
把松鼠當作祥瑞種，就要給它創(chuàng)造理想的生活環(huán)境。比如它會吃堅果和蟲子，人們就不能在園區(qū)打農(nóng)藥。在這個食物鏈條上，還可以在市區(qū)招蜂引蝶，這就需要園藝調整樹種，因為大多數(shù)城市只引進了容易栽種且不飄絮的單一樹種。
他的另一個長遠設想是關于學術出版的。
他一直忿忿不平的是，人們在論文投稿上花了太多的資金和時間，而期刊出版社已經(jīng)是弊大于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現(xiàn)在很多人為了文章發(fā)表，越來越背離研究交流的初衷，越來越功利化。
他希望能建立一個科學家真正的交流平臺，把社交媒體的便捷性、研究發(fā)布的嚴肅性、學術評價的公開性體現(xiàn)出來，甚至讓作者在發(fā)表研究成果之后得到一些物質激勵。
在他的設想里，應該是預印本結合同行評議的模式。未來的科學交流可能不需要期刊，只需要一個公共的論文分享平臺，未來的科學評估也不再完全依賴編輯的口味和審稿人的意見，甚至可以像豆瓣評分一樣進行公開打分。
他打算不停歇地到處“鼓吹”這些思想，他希望有更多人能認可并推動這件事，萬一能實現(xiàn)呢？
*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本文鏈接：http://m.020gz.com.cn/news-8-2814-0.html44歲副教授，“不卷不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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