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五年后回訪，徐星的辦公室還是初見的樣子：擺滿化石的三面貨架、放著顯微鏡的工作臺、放滿專業書和恐龍模型的書柜、電腦桌……就連他本人也一如往常，溫和儒雅、一身利落，只有兩鬢間的星點白發暴露了些許歲月的痕跡。從中國科學院的古脊椎動物學專業碩士生，到成為大名鼎鼎的“恐龍院士”，他用了近30年。
如今，他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博士生導師。但當他看向遠古化石時，專注的神情與我們第一次采訪他時所見到的別無二致。置身不確定的時代，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熱愛并堅持一項億萬年之久的遠古事業，無論對他本人，還是對親眼見證的筆者而言，都著實是一大幸事。
多年過去，徐星還是喜歡有著故鄉風情的戈壁灘。
2005年，徐星還是古脊椎所一名普通研究員，為了尋找恐龍化石，他來到業內人們熟知的“采集點”——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當中的五彩灣地區。
和外行人想象的不同，在這里“挖”化石，沒有先進的雷達探測、重機挖掘，更多依靠的是古生物學家的雙腿和眼睛，憑借多年的經驗和超常的耐心，去發掘那些經多年風化，裸露在地表的骨骼、足跡、牙齒等大小化石。
這一次，徐星又看到了疑似大型恐龍骨骼的化石。為方便觀察，他俯身趴在地層露頭上，用刷子輕掃骨骼化石上風化的巖石，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扒拉扒拉”。
這一幕被同行的人用鏡頭拍下，經雜志文章、電視臺紀錄片層層轉播，倒映在還在上小學四年級的郭特眼中。12年后，國科大2023級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專業的郭特，懷揣著“做一名古生物學家”的童年夢想，進入徐星的課題組，并成為徐星學生的學生，俗稱“徒孫”。
2023年8月，同樣是藍天戈壁，郭特在內蒙古出野外時發現了類似徐星當年的“趴位”。看著熟悉的人和風景，他靈機一動，往地上一趴做出同款掃化石的樣子。他不是一個人，“全副武裝”穿戴的徐星也在一旁俯身指導，為他遮擋住了些許高原陽光。
當徐星試圖向訪客介紹，在看似堆放廢紙舊報的桌面下，藏著尚未對外公布的重要化石時，他拿開壓在紙上的諸城暴龍模型，俯下身子，摩挲化石圍巖凹凸不平的表面。20多年過去，他仿佛還是從前那個會隨地趴下“扒拉”化石的青年。正如他所說：“我們可以內心驕傲，但我們的身體要擁抱大地。”
與古生物學“先婚后愛”
現在，不少孩子都曾或多或少地癡迷過恐龍，即便說不出名字，也大都知道，遠古的地球有個侏羅紀，有著茂密的叢林和各種會吃植物、偷蛋的恐龍，還有個大名鼎鼎的“小短爪”霸王龍，所到之處讓別的恐龍聞風喪膽，好不威風。
當然，隨著多年科普，人們已經得知，霸王龍并非生活在侏羅紀，而是白堊紀，在白堊紀還有比它更大更“霸王”的恐龍。可在50年前的新疆，沒有好萊塢電影、沒有侏羅紀公園、也沒有恐龍連環畫，連“古生物學”這一學科都鮮為人知。因此，當19歲的徐星離開從小生活的新疆，在北京大學被分配到地質系，乃至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攻讀研究生的最初兩年間，他對遠古生物并不感冒，而是沉迷于哲學、經濟學、計算機……就是不認真研究恐龍。
這也難怪，別說當時，全國就沒幾個人在研究恐龍，即便在大學擴招的20多年后，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也因“六代單傳”一度引起關注。這是一門“高冷”的學科。不僅研究的對象在遙遠的億萬年前，研究本身也遠離現實生活，不少人認為這是個“花瓶學科”——中看不中用。
而徐星從北大畢業的那年正值1992年，全國市場經濟如火如荼，公務員們寧可不要“鐵飯碗”也要“下海”，他的16名本科同學各奔前程，有的做生意、有的搞金融、有的敲代碼、有的做律師……最終，由于排名靠前的同學都紛紛“轉行”，他機緣巧合地進入古脊椎所，“那會兒我們免試推薦研究生，我們班還輪不到我，因為我學習成績‘中不溜’，但前面幾位跟我一樣，也打算報考經濟系的專業，他們放棄了保研機會，名額最后輪到了我。”
不過，即便到了碩士階段，仍不乏有人中途“離隊”。徐星在3年后畢業時發現，和他同一年入所的4名學生中“三個都跑了”。
其實，他也差點從事金融工作。平日里，徐星沒少讀經濟學著作，還不時從北京大學跑到中國人民大學旁聽課程，他本想趁機跨考經濟學的研究生，但在老鄉的勸告下，他沒有“棄理從文”，而是成為古脊椎所當年唯一的碩士研究生。由于各種原因，他直到研究生三年級時，才真正接觸恐龍化石，并從中找到了樂趣，正式踏上作為古生物學家的“進化”之路。于是，中國少了一個半道出家的金融從業者，多了一個冉冉升起的古生物“中國星”。
2024年6月，他對同樣即將畢業的北大學生們說：“我們的人生都充滿了意外……幸運的是，我和我的同學最終找到了各自的歸宿，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念。”
古生物學便是他的歸宿。在此后的30多年里，以恐龍為代表的古脊椎動物研究，早已滲透他的科研生涯。
徐星喜歡用“先結婚后戀愛”來形容他與古生物學的關系，這段關系始于“分配”，陷于論文，忠于熱愛。來自馬來西亞的2017級博士研究生保羅發現，平日謙虛內斂的徐星，一旦旁人提起恐龍化石、生物演化等話題，就會變得“特別能聊”，黑色的眼睛里會閃爍明亮的光。
最會起名的“恐龍院士”
如今，當人們走進徐星的辦公室，目之所及都是恐龍元素，從貨真價實的恐龍化石，到逼真的模型，精致的素描、海報，比起“中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人們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個綽號“恐龍院士”。
外行人未必知道，不同恐龍化石對于生物演化的研究意義不同，但通過簡單數數，人們也能直觀感受到他的科研成就——他是目前世上發現和命名恐龍種類最多的人。截至今年，時年55歲的徐星已經參與命名了80多種恐龍。
對古生物學來說，命名不只是簡單地起名字，而是要通過廣泛地搜集證據，證實一個新物種的存在。這是一項基礎性工作，能為同時期地球生態、生物演化等后續研究提供依據。人類對遠古地球的認知，往往就建立在古生物學家們從巖石當中刨出的無數化石之上。
正如生物演化有進有退，新物種發現也有糾錯的過程。比如曾震驚中外古生物圈的“遼寧古盜鳥”事件，就是當時一件由不同物種拼接成的化石被當成新物種，并被命名為“遼寧古盜鳥”，經徐星等學者指正后被“推翻”，這種就屬于“無效命名”。
恐龍界的無效名比比皆是。比如在19世紀提出過“恐龍會越變越大”這一“柯普法則”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暨著名古生物學家柯普，其命名的恐龍一大半都是“無效命名”。到徐星這一代人，這種無效命名就很罕見了。徐星對權威的質疑不止于“假化石”。從英國生物學家歐文首提“恐龍”，到瑞典生物學家林奈建立全生物的命名體系，此后兩百多年間，各國生物學家都按同一規則給物種起名字。可是，中國的恐龍為何要用拉丁文命名？有一些規則是否可以修改？30多歲的古生物界新人徐星提出了疑問。
從2004年開始，徐星開始用拼音給恐龍起名，于是，20年來，中生代出現了一群有中國風格的恐龍，比如來自遼寧的奇異帝龍（Dilong paradoxus）和朝陽傳奇龍（Chuanqilong chaoyangensis），來自新疆的當氏隱龍（Yinlong downsi），甚至完全拋棄拉丁詞綴的全中文拼音版恐龍，比如斑嵴龍（Banji long）、神奇靈武龍（Linwulong shenqi）等。其中不乏讓徐星也感覺很“妙”的名字，比如：迄今發現的最大竊蛋龍類二連巨盜龍、長著對奇特大門牙的切齒龍、不小心踩坑里成化石的難逃泥潭龍，還有言簡意賅的奇翼龍（Yi qi），既突出它與眾不同的類似蝙蝠的膜質翅膀，又是世界上最短的恐龍名稱，“沒有會比這更簡潔的了”。
正是這些千奇百怪又各具特色的恐龍化石，為徐星填上了遠古時期，古脊椎動物從陸地飛向天空的演化拼圖。
“飛向藍天的恐龍”
對古生物學家來說，大概沒什么比生命本身更浪漫。
目前的研究表明，宇宙歷經百億年的演化，終于在約46億年前凝聚出了地球，并可能在短短的4億年后就誕生了最初的生命。而在細菌等單細胞生物“統治”地球20多億年后，多細胞生命在演化競賽上開“卷”，并在5億多年前帶來了奇跡般的寒武紀生命大爆發。此后，無數生命試圖擺脫原生環境的束縛，不斷向外開拓生存空間，先是魚類從海洋爬上陸地，然后翼龍飛向天空。伴隨著恐龍的滅絕，新生代的動物們在此后6000余萬年里競逐，直到數百萬年前，東非古猿用雙腳踏上進化的“快車道”，并在約30萬年前逐漸變成現代人的面孔。最終，人類在1萬年文明最后不到2%的時間里，不斷更新我們對古生物誕生及其演化的認知。
徐星是個說老故事的人。他講得最多的，便是關于地球中生代，也就是距今約2.5億年到6600萬年的故事。這是爬行動物的時代，橫跨了三疊紀、侏羅紀和白堊紀三個地質時期，其中“恐龍”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角色，經歷過兩次大滅絕事件，一次成就了恐龍家族的成功，一次導致了傳統意義上的恐龍的滅絕。恐龍演化歷史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在約1.7億年前發生的恐龍飛向藍天。
這個故事在一點點被完善。1996年發現的中華鳥龍化石，讓羽毛不再是鳥類專屬；2003年發現的小盜龍化石，因前后肢均分布類似鳥類的羽毛，成為鳥類飛行經歷了四翼恐龍階段的依據；2009年發現的難逃泥潭龍，提供了恐龍由“五爪”的手變成鳥的三爪的翅膀以及鳥喙形成過程的重要信息……大量化石讓徐星的故事，從兩億年前講到了現在——原來恐龍并未完全滅絕，如今的鳥類正是恐龍后裔，換句話來說，人類仍生活在“恐龍時代”。
因此，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徐星根據學界主流假說，在小學四年級語文課文《飛向藍天的恐龍》中寫下：“原本不會飛的恐龍最終變成了天之驕子——鳥類，它們飛向了藍天，從此開辟了一個嶄新的生活天地”，給“恐龍變鳥”的故事留下引人遐想的結尾。20多年后，當徐星再次站上講臺，同樣的故事變得更“接地氣”，無數化石證據表明，“恐龍”仍在我們身邊：我們平時吃的雞腿、鴿子蛋，都能算是“恐龍腿”“恐龍蛋”。
找化石需要“運氣”
在不少人看來，徐星無疑是幸運的。他總能在前人刨過的坑里，找到前所未見的重要化石。
比如，徐星和同事在二連浩特陸續發現內蒙古龍和二連龍后，中央電視臺為團隊拍攝紀錄片，野外隊員帽子隨手一扔，落地處就挖出了蘇尼特龍化石；此后，日本電視臺試圖拍攝蘇尼特龍發現過程的紀錄片時，又在同樣的地方發現了巨盜龍。巨盜龍的出現，不僅顛覆了人們往常對“偷蛋龍都是小個子”的傳統印象，這只體長8米的恐龍化石的研究價值同樣“重磅”，被美國《時代》雜志列為“2007年度十大科學發現”。
不過，野外考察沒那么簡單。對早期的古生物學家來說，在無人區的荒野道路上驅車上百公里，一連幾個月缺水少食，不時有沙塵暴以及各種未知危險，這些都屬平常。徐星辦公室角落處一卷不起眼的小睡袋，見證了他曾風餐露宿的經歷。
苦還是次要，一無所獲才令人懊惱。當翻山越嶺地到達采集點，一群人拿著小地質錘，東挖西刨幾十天，要么一無所獲，要么挖出一堆“路龍甲”“路龍乙”，都讓人感覺這事“性價比不高”。徐星根據自身經歷指出，在約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中，研究人員無法發現有明顯價值的化石。
為了能找到新物種，徐星不只是去前人開采過的“成熟地區”，更多時候，他和同事會在未開發的戈壁沙漠地區里“尋寶”：一輛小車開到前期勘探的地質隊員們劃定的地點，一群人順著一億年前的地層，低頭四下尋找化石痕跡，“甩開兩條腿，睜著兩只眼睛就往外找”，一天走個二三十公里，經年累月地“走”下來，再倒霉的人也總有“幸運”的時候。
對于找化石，業界有公認的“新手運氣”和“最后一天運氣”，徐星深以為然。
所謂“新手運氣”，就是初出野外考察的新晉隊員，由于好奇心重，看到疑似有化石的巖石，都樂意跑過去“扒拉”兩下，比如“五彩冠龍”便是一個新隊員“首戰告捷”的成果；“最后一天運氣”則是徐星的親身經歷，1997年，他在考察的最后一天意外地遇到了北票龍化石，后來成為“恐龍身上不一定是鱗片，也可能是羽毛”的有力佐證。
多年下來，徐星覺得，所謂“運氣”都是付出后“水到渠成”的結果。
“化石發現本身必然涉及到運氣，但當你回頭分析為什么會有運氣時，你會發現，所有的運氣都是建立在長期努力、辛勤付出的背景下的。”
龐大隊伍的引路人
2012年2月，有個孩子給徐星送了一幅自繪的鉛筆畫恐龍。如果用專業的目光來看，這幅畫不僅過分簡陋，而且不大好看，爪子太小、腦袋太歪，比例不太準確，和周遭的精致海報和研究生素描格格不入，可徐星卻珍而重之地將這幅畫，釘在了自己工位對面的小展板上。
10多年間，無數人來到徐星辦公室，都能從這封信上看到，這孩子用稚嫩的字跡歪歪扭扭地寫著：“送給科學家徐星叔叔”，像是剛拿筆的孩子，寫大字尚且困難，但仍要努力畫自己喜歡的霸王龍。
在孩子們心中播種對古生物學的熱愛，是徐星一直以來的期待。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他就開始在各種雜志上發表科普文章，這促成了小學語文課文《飛向藍天的恐龍》的出現，后來，他屢屢參加電視節目、紀錄片、科普演講、國際講座等，成為很多孩子的“引路人”，其中最小的“粉絲”才四五歲。
當年的徐星可沒現在的知名度。2000年左右，徐星在西單圖書大廈第一次開辦科普講座時，他清晰地記得當初的“窘境”：“現場工作人員，家長和小孩，再加上我，總共就7個人。”如今，他是大名鼎鼎的“恐龍院士”，一年能有20多場講座，現場聽眾甚至能擠到門外。
不過，堅持播種終會看到大地抽枝發芽。我們迄今仍未得知，當年送簡筆畫的孩子后來成為了什么樣的青年，但在這一年，14歲的初中生余逸倫翻開了《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的“恐龍特輯”，他從四五歲起就熱愛恐龍，在翻看雜志時，他突然發現，徐星在多篇文章中均接受采訪。他想：“這個人肯定很厲害。”為了“追星”，他來到科技館的講座現場，后來又發郵件詢問恐龍命名的問題，都得到了回應。
12年后，這名熱愛恐龍的少年，成為在全國科普講臺上最年輕的暴龍研究者。身為國科大2020級古生物與地層學專業博士畢業生，他不僅對各種恐龍命名如數家珍，還掌握了近千個恐龍化石特征。他決定，等博士后出站就回國，和徐星一樣繼續在古脊椎所做研究。
這種影響不只是針對孩子。2017年，30歲的保羅突然想起童年理想，于是從馬來西亞來到中國，報考了徐星的博士生，成為一名古脊椎動物研究者。近20年來，中國學者在古生物學領域的國際聲量越來越大，東南亞卻幾乎沒有幾名教授古生物的學者。保羅覺得，如果有機會，今后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讓更多的青年參與古生物學研究。
曾經，徐星眼看著同專業的同學紛紛“跑路”。如今，這位引路人的身后，有了一支越來越龐大的遠古探秘隊。
純粹地擁抱大地
在周圍的人看來，徐星的快樂很簡單，就是出野外、做研究，“他是個純粹的人”。
20多年前，徐星驅車來到新疆準噶爾盆地的五彩灣地區。40多公里的無人區荒野上分布著各種花紋美麗的巖石。這讓他發自內心地放松，“特別漂亮，有一種自然的美”。
于是，這里成為他后來最愛的“采集點”，也正是在這里，他和同事一起發現了侏羅紀晚期的難逃泥潭龍，為獸腳類手指退化過程提供了關鍵證據。此外還有霸王龍的祖先“五彩冠龍”、三角龍的祖先“當氏隱龍”等。
學生們發現，徐星一出野外就格外精神。余逸倫曾跟著導師徐星一起去沙漠地帶，在艷陽天的中午，當其他人像流浪貓似地躺車底下午休時，徐星卻很少休息，滿懷熱情地工作。徐星說：“我去戈壁無人區，趴到大地上就覺得很舒服，擁抱大地的感覺非常好。”
2015年夏天，正準備進大學的余逸倫，參加到徐星的探險團隊中，只見徐星親自開車，上午從北京出發，傍晚抵達內蒙古的二連浩特，十幾個小時的舟車勞頓不妨礙他第二天到處走走挖挖。
2023年，54歲的徐星被評為院士，他的社會事務更多了，曾被戲稱為“沙漠駱駝”的徐星還是會時常想念戈壁，“不出野外的感覺就像戒煙，想得慌，總覺得缺了什么東西。”
不過他早已學會“從最細微的事情中尋找幸福”。大學時期，受新疆老鄉“一口熱酒一口饃”的快樂影響，他欣賞每一件細微的事，當然也包括工作。比如上電視臺和演講臺做恐龍科普，給各省博物館、地質公園做科技顧問，到浙江的3所中小學擔任名譽校長……“我想，應該支持的還是要支持的”。
7年前，保羅第一次見到徐星，就在徐星的辦公室里聊了一個多小時，那時他以為，這就是“一名教古生物學的老師”，直到兩個月后他才無意得知，“原來徐星這么有名”。
如今，站在新的人生階段，徐星要想、要做的事情更多了。他是大眾熟知的“恐龍院士”、“幸運”的化石獵人、注定載入史冊的古生物學家、古脊椎動物研究團隊和學生們的引路人，不過，他還是他，一個擁抱大地的人。“參加科學活動本身，就值得快樂”。
說不完的精彩故事
每到上下班時間，北京中關村和二里溝之間的地鐵里總是人擠人，其中就有還是研究員的徐星。
在他的Kindle電子書里，有八成都是外文原版書，哲學、經濟、生物等學科無所不包。他從小喜歡讀書，即便后來工作忙碌，他也會趁機在地鐵上，讀20分鐘書打發時間，有時地鐵上人太多，電子書甚至會被擠到眼睛前。
古生物學并非顯學，人們時常有“研究恐龍有啥用”的疑問。其實，基于人們對遠古生物的喜愛和好奇，各種博物館、地質公園以及電影、游戲都帶來了很高的社會效益，光是《侏羅紀公園》和《侏羅紀世界》系列電影，就給“恐龍經濟”帶來了超60億美元票房。
作為古生物學家，徐星想得更遠。伴隨著多年對“錢學森之問”的思考，徐星認為，前沿科學也講究群眾基礎，人們喜歡恐龍、喜歡古生物，意味著古生物學在豐富普通人的科學認知、提高社會整體科學水平上能夠做更多，讓大家認識演化進程、增加對科技本身的認知。
在過去30年，徐星解開了很多中生代的演化之謎。現在，作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所長，需要引領學科發展的他，有必要回答些新的問題。比如，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模擬等新技術如何參與到古生物研究中來？傳統的化石采集等基礎工作如何進入新的科研評價體系中？當古基因組學、胚胎發育學、人工智能等學科相繼將目光投向遠古時期，傳統的形態學要如何跟多學科整合？正如徐星所說：“演化的歷史只有一次，但科學家們講了好幾個版本的故事。”
有人說，故事說多了，難免讓人厭煩。但對徐星來說，這個故事還有太多值得添筆的細節：三疊紀末的大滅絕到底發生了什么、恐龍飛向藍天到底采用怎樣的方式、鳥類如何在漫長的競爭中“打敗”翼龍、真正的侏羅紀和白堊紀“公園”與現代地球陸地生態系統到底有著怎樣的關系……就像曾有學者研究，如果人類開著吉普車穿越回白堊紀，會不會被霸王龍追殺？億萬年前的地球太精彩，科學家們每次講述都能有新劇情。
8月的最后一天，適逢周末，中國古動物館里有不少參觀者。三層樓的場館遍布各地質時期的化石，有人們熟悉的小盜龍、霸王龍，以及同時期的魚類、鱷類和翼龍等，中間則是一具巨大的恐龍化石模型……這時，一個孩子問旁邊的父親：“麻雀是恐龍的親戚，山西山西鱷也是恐龍的朋友嗎？”
人們等著徐星講一個更精彩的故事。
(作者系國科大記者團成員)
本文鏈接：http://m.020gz.com.cn/news-8-3104-0.html徐星：把億萬年前的故事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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