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大學DeepSeek系列專題線上公開課火爆全網。對此,浙江大學黨委書記任少波在一場以教育數字化為主題的會議上直言:“從本質上講,人工智能(AI)大模型是一次工具革命、可能明確教育本質和規律的革命。”他表示,浙江大學本科一年級已經開設了AI課程,下一步還將計劃推出AI微專業,讓有興趣的學生有機會學習掌握這一革命性工具。
不過,面對來勢洶洶的AI浪潮,并非所有高校都選擇“開門迎客”。會上,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程建平分享了一個事例:“在北師大,我們要求所有學生必修四門課程——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技術學和中國教育政策。最近,許多老師提議將教育技術學更名為AI,我沒有同意。經過校內廣泛討論,我們認識到雖然AI確實是一種新技術,也給教育帶來了挑戰和可能的應用,但許多基本的教育技術理念和方法仍然適用。”
當前,AI大模型正在滲透到教育的各個角落,教育數字化的浪潮也持續高漲。對此,高校應如何應對?它會給教育的技術手段和高校的育人方式帶來哪些變革?
一把來勢洶洶的“雙刃劍”
“在教育數字化時代,高等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正在經歷變革。以外語教學為例,我們的數字教材不僅有中譯本,還能點擊單詞即時發音,光標一點上去就能讀出來,比原來便捷得多。”西安外國語大學原副校長姜亞軍說。
姜亞軍認為,這種轉變意味著高校的教育教學理念、內容和方式要做出根本性轉變。“比如,我們還能繼續沿用一學期講一本書的教學模式嗎?還有必要花費兩小時講解‘什么是文學’這類概念嗎?畢竟借助AI,學生15分鐘內就能查閱資料并獲取關鍵信息。所以,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教學內容:教什么、不教什么,以及采用何種方式教?”他說。
“教育數字化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發明、發現給教育帶來的改變。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對所有先進技術之于教育的潛在影響保持敏感,隨時調整適應,這是教育創新的核心所在。”四川大學校長汪勁松說,如果學校逆流而行,不利于學生適應未來的社會競爭。
與會專家也同時表示,教育數字化就像一把“雙刃劍”,絕非無懈可擊、盡善盡美,切忌盲目奉行“拿來主義”。
“目前,AI虛擬教師大量涌現,很多企業都在這方面加大研發投入。但這引發了一系列問題——這些虛擬教師的訓練是否安全?它們是否僅在知識層面合格,但存在文化價值導向等問題?”北京城市學院校長劉林說。
在他看來,目前對教育的管理主要局限在傳統課堂范疇,而AI虛擬教育與現有教材體系關聯甚少,這種脫節現象使相關治理工作變得異常復雜。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對相關產品的管理。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也認為,從社會層面看,數字賦能和AI快速發展已帶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而在高校,AI生成的論文已經讓查重變得困難,需要開發新工具加以解決。“因此,在教育領域有必要劃定邊界,明確AI賦能教育的底線。歐盟已經在這方面先行一步,我們也應該從治理角度出發,建立‘監管沙盒’機制、加快相關立法進程。”
教育數字化“不能忘本”
汪勁松已年過六旬,但他至今仍清楚記得當年在清華讀書時,線性代數老師由于右手兩指缺失,只能用左手寫板書,然而一堂課下來,黑板上的字跡竟比印刷的還要規整。在老師寫板書的過程中,他深刻體會到老師對數學的闡述、思路和認識。
“這說明,并非所有東西都適合被新技術取代,新技術未必更好。”汪勁松說,“從方法論角度看,無論面對何種科技變革,都要緊抓教育核心要素,審視其帶來的改變。在技術替代過程中,絕不能忘記教育的本質——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都應將教師的創造性和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擺在首位。”
“回顧科技發展史,可以看到,每一輪技術熱潮都曾試圖重塑教育,但教育的本質從未改變。”程建平說,“在我的理解中,教育數字化是將現代科技手段運用到提升人類智力的學習過程中,而絕非對傳統教育本質的顛覆。”
程建平表示,教育的最高境界如同傳習武功——大師將一生功力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徒弟,徒弟在千錘百煉中不斷傳承和發揚,而非借助人工智能,簡單、粗暴地將祖師爺大腦里的知識直接灌輸給徒弟,讓徒弟失去了自主學習和磨煉的機會。
“比如,現在我們有了計算器、電腦,但在教學過程中仍保留著算盤教學。如果孩子們一開始就使用計算器,他們的算術能力就無法得到充分鍛煉,長此以往,勢必會對整個民族的算術能力產生影響。再比如,現在的孩子們普遍使用電腦,很多人連中國字都寫不好,如此一來,民族的特性和優點又該如何傳承?”
基于此,他贊同可以適當借助一些科技手段減輕學生的學業壓力,但基本功的學習和鍛煉不能丟。
程建平還介紹,北師大新聞傳播學院開展的研究表明,從黑板到PPT,不同學生對不同教學媒介的接受程度存在顯著差異,而且格式、字體大小、顏色等因素對大腦活躍度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以我個人學習英語的經歷為例,邊讀邊寫單詞的記憶效果遠優于單純的朗讀。”他說,這些充分說明簡單地用AI替代學習過程并不必然提高學習效率。
“教育創新絕非簡單地跟風。在推進教育數字化的進程中,我們固然應關注AI的發展動態,但也需要保持審慎的態度,進行理性思考,開展深思熟慮的科學探索,認真研究其對教育產生的影響。”他說。
在馬懷德看來,在教育數字化的問題上,重點需要關注的是它究竟給教育帶來了何種沖擊。他認為,這場技術變革對教育技術手段產生的沖擊要遠大于對教育內容的影響。“教育數字化讓線上課程變得更加普及,人人都有了學習機會。但它無法取代實體校園。線上課程缺乏面對面的交流,更沒有眼神交流和情感互動,很難實現實體課堂上師生實時互動、討論以及及時反饋的學習效果。”他說道。
馬懷德強調,既要擁抱數字化,擁抱AI這種新科技手段,也不能忘本。“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育人,知識灌輸只是很小的方面,更要實現德育的基礎功能,而不能在數字化潮流中只關注形式主義的操作,最終迷失了教育的本質。”
“先守正,再創新”
在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戴立益看來,推進教育數字化的首要任務是明確技術導向與價值導向。教育工作者的重點并非在技術上實現突破,而是要借助AI賦能,推動人才培養模式和教育教學方式的變革。“我們不能為了技術而發展技術,必須妥善處理好技術邏輯與價值邏輯之間的關系,最終回歸育人本質,促進教育教學方式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
基于此,他認為教育工作者需要精準把握好兩組關系。第一組是“快和慢” 的關系。AI 運行速度快,技術迭代更新迅速,但教育是一個循序漸進、需要耐心和時間沉淀的過程,急不得。第二組是 “冷和熱” 的關系。AI的背后是冰冷的數據,但教育卻是充滿溫情的,需要師生間進行眼神交流和心靈溝通。這些都是在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能忽視的因素。
同濟大學黨委書記方守恩認為,在AI大模型應用已成為必然趨勢的大背景下,推動教育數字化應用的落地實施需要完善分類分層的人才培養體系。例如,針對AI研究專業類人才和AI應用專業類人才,應打造個性化的課程體系架構,分層分類加以指導。
“以工科教育為例,傳統上,大學前兩個學期都要學習畫法幾何和專業制圖。現在有了虛擬化工具,如何利用它幫助學生建立空間幾何關系概念,相關的基礎訓練就顯得尤為必要。”方守恩說道。
他同時表示,高校師資培養機制也需要重新構建。過去,大學在專業領域的水平普遍高于企業和機關,但如今,有的企業在設備和技術水平方面已經超越了大學。在此情況下,必須大力加強校企合作,構建“雙師型” 師資培養機制,比如委托相關高校和領軍企業圍繞AI細分領域建設產教融合創新實驗室,并給予相應的政策和經費支持。
“依托融合創新實驗室,可以建立靈活的用人機制,吸納企業技術人員到高校授課,讓企業一線工程師深度參與實踐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具實用性和前瞻性的指導,有效彌補高校師資在實踐經驗方面的短板。”方守恩說,此外,也可以支持青年教師進入AI頭部企業進行帶薪實訓,鼓勵教師參與企業真實項目,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和知識的共享傳播,創新產學研協同育人模式。
對此,武漢理工大學黨委書記信思金給出了三方面的建議。一是加快建設教育數字化的法規和政策體系,這不僅是在安全方面,還涵蓋深層倫理問題以及教學和人才培養的評價體系;二是加快教育數字化的標準化建設,在推進教育與AI融合的過程中,完善AI數據與各分系統的標準規范,形成教育領域統一的AI數據格式規范和具體標準;三是加強統籌建設,避免“一窩蜂”和“為化而化”的現象,防止造成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在AI時代浪潮下,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體等新技術不斷涌現。我們要‘先守正,再創新’,首先思考教育的本質是什么,再鼓勵積極探索,催生出更多推動教育發展的應用場景、實用工具和有效手段。”任少波說。
《中國科學報》(2025-04-01 第3版 大學觀察)本文鏈接:http://m.020gz.com.cn/news-8-3199-0.html面對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應“先守正,再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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